海外汉语方言 | 甘于恩、单珊：从印尼汉语方言的保存看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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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尼汉语方言的保存看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兼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甘于恩、单珊

（《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角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主编：刘泽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一、印尼汉语方言的分布与使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度尼西亚或印尼，地理位置在东南亚；由上万个岛屿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亚洲及大洋洲，有“千岛之国”之称。关于印尼华人的数据，没有确切的统计^①。一般认为有1000万左右，是海外最大的华人族群。

^①黄玉婉、许振伟(2009,161)说：“2000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738936人。与1930年荷兰殖民时期的1190014相去不远，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仅专家学者质疑这些官方数据，连前总统美加华蒂也不相信。”

图一：印度尼西亚地图

印尼汉语方言的类别与使用人口，同样无具体数据。但从相关论著中，可知晓大致情况。

印尼的汉语方言以南方方言为主，只有个别属于北方系的方言（如先达通行的“先达国语”即西南官话）。南方方言主要有闽语（包括被称为“福建话”的闽南话、闽东片的福州话、莆仙片的莆仙话以及潮汕方言）、客家话和粤语。

从分布来说，福建话主要通行于北苏门答腊、爪哇甚至雅加达。陈晓锦、肖自辉（2010，152）说：“印尼华人人数最多的是来自福建的闽南人，闽南话不仅在印尼棉兰畅通，就是在雅加达等地的华人中也很流行。”杨启光（2000,131）指出，祖籍泉州、漳州的闽南人“多聚居在诸如巴达维亚、泗水等爪哇的商业城市从事贸易活动，交际广泛，因此，闽南话成为所有汉语方言中能够较大地影响于华人日常用语、当地语言及至日后印尼语的一种新客华人日常用语。”而闽东片的福州话（杨启光2000称之为“福清话”）、莆仙片的莆仙话主要使用于爪哇（北苏门答腊也有部分福州人），客家人则主要聚居于西加里曼丹、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其中“在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苏门答腊的邦加岛和勿里洞岛，其人口比例相当高，且在较短的时期里大量涌入，以致客家话可以在当地社会中通行，许多原住民都会讲客家话，而且形成了所谓的‘马来客家话’，并逐步演化成‘邦加话’、‘勿里洞话’、‘山口洋话’等。”（杨启光2000,132）潮汕方言虽然语言上属于闽南话的一支，但在文化上潮汕籍移民多数不认同福建文化，“潮州人主要聚居在西加里曼丹且潮州话对当地社会有影响，可部分通行于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市及其邻近地区。”（杨启光2000,132）

广府籍的华人主要居住于雅加达、棉兰、楠榜等地（黄玉婉、许振伟 2009），但由于移入时间较短，社会影响较小。“广府帮的日常用语是粤方言。由于移居时间较晚、人数较少且散居在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各地，粤方言不但对当地社会没有影响，在华人社区也不太通行，多属于家庭用语或社团用语。”（杨启光2000,132）另一个与粤语类似的方言是海南话，“海南帮虽然号称是印尼华人五大帮之一，但却是人数最少的一个帮，其影响本就不及前述各帮，……因此，海南话在印尼也多用于海南人的家庭之中；更有甚者，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一方是其他汉语方言者，海南话往往让位之。”（杨启光2000,132）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印尼第三大城市先达，通行着一种类似西南官话的语言变体，当地华人称之为“先达国语”。“先达国语”的来历比较特殊，“仙达（即本文的‘先达’，Siantar的音译——引注）有自称的‘中国仙达国语’与中国国语的普通话差别很大，详细听，即有广东粤语和客家方言，也有闽南话和印尼腔的柔合，还有一点四川腔。印尼先达，居住在这里的华人大部分都是来自闽粤地区的先民，随着岁月的更迭，先达形成了很大的华人族群，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华人历经五十年的不懈努力，创办了许多华人中小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人学校的华语教师极其缺乏，先达华侨社团，通过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驻印尼棉兰领事馆的领事，到四川招聘了一大批华语教师到先达任教，先达各华人中小学的教学都是以四川的普通话为准，所以，仙达的‘中国仙达国语’带有四川腔是不足为奇的。”（北大中文论坛——印尼先达国语：以西南官话为基础的地方共同语）严格地说，先达国语不是地域方言，而是通过教学媒介转化成的一种社会方言。

以上各种汉语方言，皆无使用人口数据，其中规模最大为闽南话，客家话次之，粤语再次，而“先达国语”这类小方言最少。

二、印尼汉语方言与大陆汉语的同与异

2.1 印尼汉语方言与大陆方言的共同之处

印尼汉语方言离开祖居地的时间长短不一，但绝大多数都仍然保留与大陆方言的相同之处，体现出母语文化强大的凝聚力。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

（1）语音系统与大陆方言基本一致

像印尼苏北亚齐客家话，调类与梅县客家话一样，都是6个，只是调值有细微的差异，声母也和梅县音一样是18个，韵母则大致相同，只是6个入声韵尾有喉塞化的现象。李如龙先生因此指出“客家人保存母语最坚强”（李如龙2000A，196-197）。而据高然（2000）的调查，印尼闽南话与福建闽南话的声调类别也基本一致，调类都是7个，只是调值揉合了厦门、泉州、漳州三点的表现。

（2）基本词汇与祖籍地方言无异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汉语方言使用的词汇，逐渐受到居住国语言的影响，产生了不少借词，但基本词汇的面貌与大陆方言并无太大的区别。据李如龙（2000B，219）的调查，苏北亚齐客家话“大多数方言词汇和一般客家话相同”，如太阳都说“日头”，河边都说“河唇”，弟弟、妹妹分别说成“老弟”、“老妹”，睡觉用“睡目”表达，不一而足。故此客家人相互之间可以相当流畅地沟通，感受母语方言所带来的浓郁亲情。

（3）语法的基本体系保持不变

语法是一个较为稳定的语言要素，也是体现文化特征的重要表现之一。印尼各种汉语方言顽强地保留母语的语法特色，如客家话有一些与北方方言不同的倒序词，如客人说成“人客”；雌性动物用词尾“嫲”，如“猪嫲”（母猪）、“鸭嫲”（母鸭），雄性动物用词尾“牯”，如“牛牯”（公牛）、“狗牯”（公狗），大量使用具有南方特色的“有”字句。

2.2 印尼汉语方言与大陆方言的相异之处

正如杨启光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长期生存和发展在原住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以及印尼独立后政府所推行的同化政策，印尼华人的日常用语不能不要受到原住民语言的深刻影响”，另外，“印尼华人的日常用语不能不要受到荷兰语、英语不同程度的影响”。（杨启光2000,142）当然，对于任何语言而言，变异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变异的性质与方向如何。

（1）小方言的细微差异逐渐磨损，磨合出一种“折中”性质的方言

在中国大陆，我们容易对某个人或某群人的口音做出判断，确定其县域甚或乡镇的不同。例如，厦门音、泉州音与漳州音，彼此之间的语音分界比较明晰，甚至在泉州音中，熟悉者可以判别出到底是泉州城里，还是晋江、南安、惠安、安溪……的口音，原因在于，在中国大陆，这些不同区域的人，基本上是大规模聚居在一起的，这有利于各类方言特征的存留。而在海外，按小籍贯集中居住几乎不可能，只能以大的方言类别作为身份认同（如闽南话、客家话）的标杆，早期的移民为了彼此交际的方便，会慢慢地寻求一种语言上的“公倍数”，这就造成了一种与祖居地方言不同面貌的方言。伴随着这种现象，便是后代对祖籍认知的模糊与泛化^①。我们来看看印尼苏北闽南话与大陆闽南话调值的比较情况：

^① 我们在棉兰访问时，曾询问几位使用闽南话的青年的祖居地，他们只知道祖先来自福建，而具体来自福建哪个县份，皆茫然不知。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北闽南话基本上就是大陆三地闽南话的糅合，阴平、阳平的声调与泉州无异，而上声的归类与调值则同于厦门、漳州，去声亦基本如是，但2个入声的形态又与泉州大同。这是一种非厦非漳非泉的“混合型”方言。

（2）方言间的接触除了会导致磨损外，还可能出现“增生”现象，移入原方言所没有的元素

“先达国语”的声调最能典型地表现这种情况。根据甘于恩、单珊（2012），先达国语属于西南官话，而“西南官话较为单纯，古入声不论什么声调一律归到阳平调”（詹伯慧等2000,71），根据北京大学《汉语方音字汇》（1989,15），成都话的四个声调为：阴平44，阳平31，上声53，去声13，与我们调查的“先达国语”的调类与调值皆非常接近，“先达国语”的声调为：阴平33，阳平22（或21），上声51，去声24，这4个声调调值从形态来说，并无质的差别（其调型相同）。可是，我们在调查“先达国语”的过程中，发现它还有2个入声，即入声1（调值3）和入声2（调值21），与西南官话的声调特性不符。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先达国语”在与周边闽南话的接触中，“增生”出两个本方言所没有的调类。

（3）词汇系统产生不少的异族语言借词

甘于恩、冼伟国（2009，60）在谈到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特点时曾经说过：“华人之间接触频繁，各大方言也难免借用其他汉语方言甚至是外族语言的成分”，印尼汉语方言亦类似。以苏北闽南话为例，该方言便借用了一些外来成分，借自印尼语的有：巴刹浪【市场】（←pasaran）、龟拄【虱子】（←kutu）、道隆、多隆【帮助】（←tolong）、阿巴（或者）（←apa）（高然2000,185；黄玉婉、许振伟2009，168）。来自英语、荷兰语的借词也有，如“德士”。爪哇客家话也从印尼语借用词语，如loti【面包】（←roti）、lu lao【区长】（←lurah）、lasi【领带】（←dasi）等（李如龙2000A，202）。我们在调查先达国语字音时，也发现一些非常用字，先达华人以印尼语借词的形式读出。至于汉语方言之间的词语互借，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外来成分借用，如苏北闽南话使用“火水”指煤油，来自粤语，使用“大碗公”指“海碗”，则来自客家话，“几侈”（多少）则是粤闽合璧词（高然2000,188）。

（4）在语用过程语码转换、语码夹用的现象十分常见

在多种族、多语言的大背景下，常见语码转换、语码夹用现象（杨启光2000，149-152）。

三、印尼汉语方言对印尼语词汇系统的影响

闽南人是最早进入印尼的华人族群，虽然由于移民的时间差异，印尼华人可以有“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之分（杨启光2000,125），但他们所使用的闽南话及其他汉语方言，不断地影响着印尼语，在印尼语打上明显的烙印，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对于印尼语中的汉语、闽南话借词的数量，因认定的标准不同而有所分歧，李如龙（2000C，5）估计有200多条，杨启光（2009，49）认为有数百个，而黄玉婉、许振伟（2009，163）则指出：“印尼语中的汉语方言借词多达1300个”。不过，主要来自闽南话的汉语方言借词在印尼话中不在少数，这是不可否认的。例如（杨启光2009，49-51）：

Tiongkok（中国）、Hoakiau（华侨）【国名、民族】

Khonghucu（孔夫子）、Hok Kian（福建）【人名、地名】

enpek（伯父）、enku（舅舅）、enso（嫂子）【亲属称谓】

sian sing（老师、中医师）、siucai（秀才）、toke（头家，即老板）【社会称谓】

hokki（福气）、kia-kia（散步）、boeng（无闲）【行为性状】

aikok（爱国）、kosiong（高尚、漂亮）、hohan（好汉）【品行道德】

sianghwee（商会）、hweekoan（会馆）、kongik（公益事业）【社会活动】

kucai（韭菜）、bihun（米粉）、bacang（肉粽）、teh（茶）、ciu（酒）【食品】

bakiak(木屐)、khun(裙子）、giwang（耳环）、banji（万字，即“万字形饰物”）【用品】

taigo（麻风）、meh（脉）、tiap（一帖）、koyok（膏药）【疾病医药】

tiah（厅）、pangking（房间）、lio（寮）、teko（茶壶）、anglo（烘炉）【房屋器具】

angpau（红包）、toaha（戴孝）、hio（香）、sincia（新正，即春节）、Too（道教）、Kong Kauw（孔教）、Bunbio（文庙）【宗教礼俗】

kacuah（蟑螂）、liu（柳树）【动植物】

gua（我）、lu（你）、esai（可以）【人称代词及其他】

印尼语的闽南话借词远不止上述这些。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借词对印尼语的影响是分层次、分阶段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杨启光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我们还发现，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语言条件下，印尼话可能会以两种借词形式体现出来，如“面”印尼语的借词词形是mie，而“肉面”的借词词形则是bakmi，前者可能借自福州话“面”的读音[mieng]，进入印尼语后脱落了鼻音韵尾-ng^①；而后者-mi明显借自闽南话的厦门音。这说明印尼民族早期曾与闽东籍的福建移民有较多的接触，后期则主要与闽南人交往。

^① 汉语方言词被借入印尼语后，“其语音是被最大限度地纳入到印尼语的语音系统里加以改造，即予以‘印尼化’的”（杨启光2009,52），这种印尼化的表现包括：送气音丢失、鼻化音丢失和韵尾脱落等。

有的印尼语的汉语借词来自粤语，相对闽南话而言，这部分借词不太多，如laici来自粤语“荔枝”、cintoi来自粤语“煎堆”，但cha sio so则为间接借自粤语“叉烧酥”，乃是先由闽南人从粤语借入闽南话，改造为闽南话的语音形式cha sio so，再由闽南话输入印尼话。

四、印尼汉语方言的生存空间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指出：“至于华语及其方言的前景，在东南亚华人中将会越来越多地掌握当地民族语言和英语，对自己的语言来说，统一的华语是受欢迎的，还会不断普及的，方言的萎缩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亡。”（李如龙 2000C，7）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以下讨论汉语方言的生存空间与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

4.1 汉语方言的生存空间

汉语方言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情况有所差异，其生存空间亦因各国的国情（包括语文政策、华人的聚居情况、华人的语言态度、与当地民族的接触程度等等）而难以一概而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海外汉语方言无法具备大陆方言所拥有的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以及坚实的文化底蕴，因此，海外汉语方言毫无例外地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与萎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为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课题。

就印尼的情况来说，“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的分野早在17世纪业已开始，并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期间变得更加明显，形成了所谓的土生华人集团与新客华人集团。”（杨启光2000，125）土生华人基本上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我们所说的汉语方言的生存，主要是发生在新客华人之中。尽管总体上来说，“情况最严峻的是印尼，那里华裔绝对人数不少，但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及百分之五，虽亦聚居，但族外通婚或雇佣外族奶妈是相当普遍的，加上华文学校被取缔，华文报纸也几乎禁绝，大量的青少年不但不会说方言母语，连华语也没机会学习了。”（李如龙 2000C，4）不过，从现实情况而言，现在汉语方言在印尼已经获得比较宽松的环境，当然，由于各方言使用人群的聚居规模、文化理念等因素的影响，方言的生存与传承的状况还是有差异的。

印尼汉语方言生存状态最好的无疑是福建话（闽南话）和客家话。在爪哇岛的华人社区，主要通行汉语方言便是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些人大多数是后来从其他外岛移居过来的。尤其是来自棉兰的闽南人和山口洋、坤甸的客家人最多。”（黄玉婉、许振伟 2009，165）苏门答腊的两大方言为闽南话与客家话，其中棉兰华人中70-80%为闽南籍，“因此，闽南语成为此区域的通用语言和强势方言，势头凌驾于华语，甚至连当地的原住民也能略懂一二。华人子弟一般在家说闽南语，与朋友交流亦习惯说闽南话。”（黄玉婉、许振伟 2009，166-167）在西加里曼丹的坤甸，潮州话是当地华人的通用语，而在山口洋，作为强势方言客家话的次方言——揭西河婆话，甚至成为当地达雅族和马来族使用的语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华人与当地人通婚普遍”（黄玉婉、许振伟 2009，167），这说明李如龙的以下观点不一定准确：“客家人与外族通婚较少，而且在同方言群体之内的通婚更多，这也是客家人在南洋华裔中保存较好的原因之一”（李如龙2000A，199），通婚对语言使用与传承肯定有影响，但不一定是负面影响，关键是文化的影响力的趋向如何。而在苏拉威西岛，汉语方言没落的趋势较为明显，锡江第二、三代华人尚能说方言和华语，但第四代则开始失落方言，而万鸦老华人则本土化得很厉害，“一般不懂华文和方言”（黄玉婉、许振伟 2009，168）。

方言使用人口是影响方言生存的重要因素，但使用人数少的方言并不等于说无法生存。典型的事例是棉兰客家话和“先达国语”，棉兰的美达客家话只有数千人口使用，从亚齐省迁入，美达客家话处于闽南话的包围之中（华人圈），在当地则要与印尼其他民族语言发生接触，但仍然比较完好地存留下来，靠的就是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执着信念，李如龙（2000A，199）也指出：“和其他方言群相比较，客家方言的生命力还是最强的。”“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极强，同宗亲人在婚丧喜庆互相支持、共分悲喜的风俗至今没有减弱，参加这种聚会的都是使用同一母语的老老小小，无形中成了传承、教习方言母语的场所。”有人也指出客家人在文化上的内敛性，正是这种内敛性使得客家方言得到较好的保存。小方言保留较好的还有“先达国语”，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先达国语是一种由地域方言转变成的社会方言，先达有华人2万左右，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会先达国语的人已为数不多了，况且先达国语也产生了一些变异。不过，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变异求存，这本身就说明汉语方言和中华文化有很强的适应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之一。

4.2 中华文化的传承

客观地说，印尼华人没有核心华人文化圈（主要指大陆和台港澳）拥有的良好条件，加上居住国的政策导向，在中华文化的传承方面自有先天不足之处，但这并不能抹杀印尼华人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我们分三个阶段讨论这一问题。

① 20世纪中叶前后

这个时期以1945年印尼独立建国为标志，重要的历史事件则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杨启光（2000,138-139）指出：“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族世界地位的提升，再一次激发了新客华人空前的向中华文化认同的热情，自觉的‘中华文化认同派’可以说一统新客华人之天下，其标志是单纯以汉语方言为日常用语者只局限在老年人范围里，绝大多数新客华人在汉语的使用上都成了普通话和祖籍方言的双语者，有的甚至是只掌握汉语普通话，不会汉语方言。”新客华人“所掌握的中华文化正如他们的日常用语一样是越来越不‘纯正’，其间已融进了不少的原住民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要素，实质上他们所认同的已是一种‘三合一’的‘印尼华人文化’，不过其间包含较多和较明显的中华文化因子而已。”尽管如此，华人在继承汉语文化方面还是功不可没，他们组织了华社，出版中文读物，创办了新式华校，提倡学习普通话，传授子女汉语方言，尽力保留中华礼俗和习惯。

②苏哈托统治时期（1966-20世纪末）

这个时期以苏哈托上台为开端。“苏哈托上台之后关闭了所有的华校，禁止售卖华文书报刊物，解散所有的华人社团，孔教被列为非法宗教，华人不能公开庆祝华人的传统节日，华人们纷纷改名换姓，脱离孔教。中华文化的传承走入地下，许多华裔子女在暗地里补习中文，有的则通过佛教的幌子（佛教是印尼的官方宗教之一），以大乘佛教包装中华文化，逃避苏哈托爪牙的耳目，达到传承中华文化的目的。”同时，印尼当局对中华文化的清洗，在外岛相对没有那么严厉，“外岛的同化政策却相对宽松”（黄玉婉、许振伟 2009，165）。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华文化的再度生发与传播留下了种子。

③21世纪初至今

随着印尼民主政治的进程，许多歧视华人的法规被废止，加上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大陆对传播中华文化日益重视，在华文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华文化重获新生，华语、华文报、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又开始在印尼的土地上萌芽，华人方言也重见天日。”（黄玉婉、许振伟 2009，165）

但目前中华文化的传承还面临不少问题。主要有：代际的断层，熟悉中文的中年人才非常稀少；传承的空壳化，不少华人已经不习华文和方言，而中华文化（包括地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是语言；另外，传承的时效与实效皆有待提高。

五、抢救与研究印尼汉语方言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5.1 现实意义

方言问题其实也是文化问题。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不能光靠普通话，我们的工作一旦到了一定的深度，方言的作用便显示出来。比方，抢救和推广地方戏曲，方言是内核，是载体，祛除了方言这个内核，地方文化就失去了神韵。

（1）方言是沟通海内外乡亲情感的绝佳工具；

（2）方言是维系中华文化（尤其是地方文化）认同的纽带之一；

（3）母语教育与华文教育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4）方言是认识地方文化、了解地方文学的窗口和手段；

（5）方言是了解民族接触、族群迁徙的媒介；

（6）研究好海外方言，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5.2 理论价值

（1）海外方言保留一些早期祖居地的信息，对于历史和语言学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变异的海外方言是比较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3）“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充分显示了华人的语言变化与语言选择的趋势。这为语言规划、语言教学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周清海 2009,20）

5.3 亟待开展的工作

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谈到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任务时指出以下几点：（1）加紧调查，充分掌握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的真实面貌；（2）进行海外华人方言与祖居地同一方言的比较，找出异同，分析成因；（3）从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海外汉语方言的发展前景；（4）探讨海外汉语方言的变异问题；（5）研究海外汉语方言的传承问题。以笔者之见，开展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与抢救，不能孤立地就方言问题来开展工作，这样可能难以取得实效，应该结合中华文化的推广，包括地方文化的传承，结合所在国汉学人才的培养，有目的、有针对性地使海外汉语方言有序地展开。

笔者曾在马来西亚一份学术刊物上提出：“建议条件成熟时，由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学术机构整合学术力量，联合开展调查研究。揭示岭南方言在播迁过程中发生的演变，了解中华文化与异文化如何和谐共处，无疑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甘于恩2008，55）联合所在国的学术力量，变由中方主导为双方共同主导，在研究过程中培养所在国的学术力量，提升其学术研究的水平，这才是达到开展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双赢目的的正确举措。

参考文献（略）

（原载《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角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原文略有删改）

END

本期编辑丨罗菲

本期审读丨罗菲

责任编辑丨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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